喃，摒除一切不必要之物，保持永远的空虚，这就是我这一存在。我并没有消灭他者和世界，是它们消失了。一想到只有流动的大河才是真实的存在，就能明白世界也只不过是假象。就像我跟你也是假象一样。”

　　“可是，被损害的人会怎么样？悲惨的难民会怎么样？在古拉格群岛呻吟着的无辜囚徒又会怎么样？忍饥挨饿，下腹肿胀，在这刻遍布全世界的濒临死亡的小孩子们又怎么办？你把这些也称为命运，只是简单地用一句‘一切很好（Toutestbien）’打发过去，就承认这一切悲惨、暴力和野蛮的行为了吗？真的这样子就好了吗？”

　　西蒙娜竭尽全力地发问，仿佛在哀求一般，又像是被逼到悬崖边缘的人发出的哀鸣。

　　“原本曾是无神论者、唯物论者的你，第一次在教堂跪下时，在那神秘的瞬间，他人存在了吗，世界存在了吗？”驱反问道，仿佛穷追猛打一般。

　　西蒙娜面色发青，然而神色毅然，片刻之后，她用自言自语般的低声说了起来。海浪的轰鸣还在不间断地冲击我的耳膜。

　　“……我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当了一年多的护士，之所以离去，一方面是因为我严重地弄坏了自己的身体，另一方面，我对学生时代以来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烦恼，找不到出路，陷入深刻的精神错乱和衰弱之中。在那里，有各种组织和集团，都自称他们与那些被轻蔑的人、被迫过着非人般的生活的人站在一边，对这种组织，我一直尽量抱有同情的态度，我也曾是这样的组织中的一员。可是，目睹他们得意扬扬地宣称阶级斗争、暴力革命、夺取政权时，我发现，在他们的内部深植着某种粉碎我的同情的东西。

　　“拿起武器，勇敢战斗的巴勒斯坦人的身姿，总是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动。卑微的奴隶奋起发动的抵抗，总是比任何别的行为更显得勇敢，更能体现对人的尊严的守护。然而，就算暴力是被迫的，是被动地对来自上层的暴力的反抗，在暴力行为的深处，我还是能找到某种损毁其实行者的勇气、名誉和尊严的，或者说，某种损毁人的共感能力的邪恶的东西。当暴力已经超出孤独的抵抗者表明立场的唯一手段，被组织、动员成获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时，我的这份感受就会膨胀到几乎绝望的程度。本来毫无疑问是为解放而实行的暴力，转眼之间就变貌成跟它所打倒的邪恶敌人同质的残忍、压制的暴力，对这一可怕的悖论，到底该如何做出解释？

　　“你应该听听刚才那个柬埔寨人的话。我很担心在现在的柬埔寨会不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。要是革命的胜利只能创造出比起它打倒的敌人更残忍、更无道的新怪物，那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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